“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清代学人曾国藩,惯以理学修身治世。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平日谨守伦理规范,亦步亦趋,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受祖父之训（恪守礼制、经世济民）和父亲之教（孝亲育弟、事君为孝）的双重熏染,曾国藩少年立志,潜心于理学数十年,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笃实践履,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     

推进文化自强的思想基础与实现途径

文化自强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铸就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和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坚韧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坚实有力的文化自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归旨,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辩证统一于一体,实现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深刻觉醒、坚定信念和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与发扬好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踔厉奋发的宝贵精神品格,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不断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和创造活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元宇宙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策略

元宇宙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辐射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增强、互动黏性高等特点,给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抢抓机遇、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组建元宇宙文化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传播体系,形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强大合力;溯源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将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世界价值提炼和展示出来,打造文化品牌,着力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节点解析

网络舆情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内舆情主体因素、舆情客体因素及舆情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发生着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化的互动。研究从“生产——传播——消费——分解”四个关键节点来解构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动态运行过程：生产动力驱动网络舆情的酝酿生成;传播动力推动网络舆情的扩散升级;消费动力拉动网络舆情的集中爆发;分解动力催动网络舆情的消退与转化。这四个动力节点是探究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化解舆情危机、实现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逻辑起点。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